最爱的人怎么总在婚后出现

庭、使对方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形式上仍保持完整，这仅仅是没有暴露而已，实际上已经破坏了，因为对方对家庭的感情已经不真实了。但是对于亚偷情者，如果两个人的感情很亲密，而对方的家庭关系又维系得很好，对爱人的感情也很真实、很好，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，也不能说这是不道德的。
　　情欲似水，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容器去装载，人对道德的意识就是这样的一个容器。当容器足够大，任何形式的情爱都可以是美丽的花；当容器不够大的时候，情爱的溢出虽不道德但却也必然。
　　致远对小惠说，他也曾想过对婚姻忠诚的问题。“其实在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上，我选择对爱情的忠诚，如果对婚姻的忠诚会对爱情不忠诚，那么我宁愿抛弃对婚姻的忠诚。”他说。 在一个现实的婚姻困境中，刘致远这样的人在观念上把爱情、性与婚姻分离了。他把爱情和性基本上从婚姻中抽离出来，婚姻在现实中仅剩下一个空壳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，爱情和性远没有与婚姻平起平坐。因此，他此时面临着内心道德焦虑感的折磨，极有可能要面对社会的指责。
　　从整个社会大环境上看，当下中国人对爱情、性和婚姻三者关系，已经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　　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，在中国“五四”以后，“浪漫爱情”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。到了1980年，《婚姻法》把离婚标准规定为“感情破裂，经调解无效”，“这是浪漫爱情对于夫妻恩爱的首次超越”。于是，爱情的价值也就超越了婚姻。
　　而对于性，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“性的唯婚内论”。“可是这主要地并不是因为性的强大，而是因为婚姻的脆化与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。”
　　关于性和爱情，他在20世纪末的调查显示，倾向于信仰“情爱”而贬斥“性爱”的人仍占调查总数的93.2％，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。
　　虽然20多年来，在中国人的观念上，“性的地位在上升，作用在加大”，但是黄盈盈博士强调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，婚姻对于爱和性的作用根深蒂固，仍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，性对于婚姻、爱的正面意义依然不为社会所倡导。 “在这样一种话语之中，性只是作为婚姻所许可的实践而被动地存在着，本身并不具有促发爱、激活婚姻的作用。”黄盈盈说，“而缺少性的浪漫之爱也会随着时间以及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淡化，因此，性感的性也只能到婚姻之外去追寻。”但可想而之，这种追寻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担。于是，亚偷情者的道德焦虑便可以在中国“性”革命的背景下，得到很好的解释了。
　　小惠婉拒和致远发生性关系后，小惠只再见过他一面，临别时小惠主动给了他一个拥抱和亲吻。以后刘致远曾几次以各种借口约小慧见面，小慧都没有同意，但他们仍通过手机短信、网上聊天工具保持着联系。
　　如果，图书馆偶遇事件发生在30年前，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？也许，致远根本就不会奢望继续和小慧保持联系；即使有愿望，也没有勇气；即便有勇气，也只是书信联系；而一旦事情暴露，他们将接受组织的谈话和教育。最后，一个巨大的A字将会被周围人尖锐的目光雕刻在他们的衣服上，永远摆脱不去。
　　时代发展到今天，现实的土壤早已发生改变。首先，熟人社会解体，熟人组成的监督体系自动崩溃，两个亚偷情分子即使明目张胆地走在大街上，也可以无所顾忌，因为能遇到熟人的概率很小，遇到婚内配偶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——除非被其跟踪。另外，随着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评价发生改变，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要接触太多的异性，所以一男一女在一起，即使被各自的配偶遇见，若没有现行的亲昵行为，也很容易找理由搪塞过去。
　　1980年以来“性”革命三方面的社会背景：单位制度的瓦解＋传统信仰的消失=社会控制放松；人口横纵向流动＋居住方式变化=“陌生人社会”形成；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＋“文化反哺”=个性再次张扬。“在这样的